五山纹铜镜。
寓居长沙铜镜拓片。组图/记者常立军
(资料图)
宋代禅宗语句铜镜。
宋代禅宗语句铜镜。
桃花岭唐墓出土的许由巢父故事铜镜。
铜镜正面照出的是人的面容，铜镜背面镌刻的则是文化的相貌。铜镜的纹饰，就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直观表达。透过那些精美的铜镜纹饰背后的故事，历史上湖南人曾经的奇妙思维世界豁然展现在眼前。
山山山山山，湖南的楚镜里为什么这么多山？
众所周知，湖南多山，但没想到湖南出土的铜镜里也有这么多的“山”。
长沙楚墓出土的铜镜中，“山”纹镜达100余面，是其中最具特色、最神秘的品类之一。这种铜镜战国早期即有发现，大量出现于战国晚期早、中段，战国晚期晚段至汉初衰落不见。山字纹铜镜是楚式镜中极具特色的一种。北到俄罗斯的巴泽雷克，南到两广都能发现山字纹铜镜。镜中的“山”均呈左旋或右旋排列，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之分，常见的是四山镜，五山镜次之，三山、六山镜较为罕见。主纹除“山”外还配有动、植物纹饰，地纹都为羽状纹。这么多的山，令学界困惑不已。
有人认为就是山。
清梁廷楫《藤花亭镜谱》收录一面四山纹镜，并认为这是“刻四山形以像四岳，此代形以字”。此后，不少中外学者同意这一观点。日本学者提出：山在中国古代往往与不动、安静、养物等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在铜镜上使用大量的山图形表示山字，如同福、寿、喜等字一样“含有强烈的吉祥意味”。直到近年国内还有学者提出，山纹的出现和古代山岳崇拜有关。
有人认为山是一种变形的纹饰。
民国时期的铜镜收藏家梁上椿认为，山纹“似亦为兽纹之一部所变幻”。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山纹来源于远古各种质材的编织物。198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山纹是“由商周铜器上的勾连雷纹演变而来”，认为山纹截取了勾连雷纹的基本构图，但做了结构性的改变，成为一种新颖的几何形纹饰。目前，“山纹”且是一个称谓，和云雷纹、龙纹、凤纹、羽状纹一样，都是来源于青铜器，是根据铜镜圆形特点，加以改造，成为与镜型相匹配的纹样。湖南省博物院古器物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吴小燕认为，这种山字纹究竟代表何种寓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而在湖北省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对山字纹镜的另一种解释。有学者认为它与巫术有关，是具有巫术力量的仪式器物。
国宝级大宁中国铜镜，汉代长沙镜里的“家国情怀”
长沙曾出土一枚国宝级铜镜。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它就是大宁中国铜镜。2020年2月11日，湖南出土的大宁铜镜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公众献上的祝福礼物出现在其微博和公众号中。铜镜上镌刻的“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的祝福语让它成为这次献礼中不可或缺的出场嘉宾。
同年1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中，大宁铜镜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铜镜文物之一再次出场，极尽荣耀。这枚铜镜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纹饰构图、工艺水平和铭文意义。
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和镜鉴学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霍宏伟对大宁铜镜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国博铜镜展览中的“明星展品”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为什么它重要呢？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是纹饰构图的特殊性，镜背上的一些动物纹饰打破了内、外区的界限，外区的几个瑞兽把头伸到内区来了，这种设计思路大胆而又新颖；第二是镜上铭文里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字样，现在与中国相关的文物都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种浓厚的中国情结的具体反映，而且这八个字的镜铭毫无疑问也道出了古今中国人的共同心声；第三是这面铜镜的工艺技术较为特殊，镜背鎏金，属于特种工艺镜。由此看来，这面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被选定为“明星展品”，的确当之无愧。
就是这样一件重量级的国宝级湖南出土文物，却因为种种原因少为湖南人所知。它究竟来自哪里？出土于哪年？
其实它的出土地就是湖南的省会长沙。发掘地点为今天开福区的伍家岭。当时考古发掘标注为长沙伍家岭211号西汉墓。发掘时间为1951—1952年间。这正是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为领队的“考古天团”来长沙进行第一次科学发掘的时间。这面鎏金铜镜出土于211号墓墓室西北的棺椁范围内，被放置于一件直径约25厘米的漆镜奁内，漆奁已朽。另有一面四乳四虺镜。在墓室西南部，还出土了一面铜华连弧镜。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铜镜博物馆了。
汉代铜镜中，家国情怀是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铭文中多有“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威天下服”的句子，渴望平定外敌、休养生息的愿望跃然镜中。吴小燕向我们介绍，此次湖南省博物院铜镜展上的“长宜子孙”铭文铜镜则是汉代家庭伦理观的体现。汉代是中国文化意识形成的早期，各种思潮奔流汇合，汉代铜镜上的文化主体也因此格外丰富。
许由巢父铜镜，桃花岭唐墓里的人生叹息
高等级唐墓在长沙属于“稀缺品”。位于中南大学内的桃花岭唐墓是湖南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的唐墓。这座早就被盗墓贼光顾的唐墓，在设计之初很巧妙地把棺椁藏在墓室地砖之下，并因此躲过数次劫难。
幸存的桃花岭唐墓发掘出土了50多件器物，金银器和玉器占了很大部分，剩下的就是六面青铜镜。今天的长沙博物馆里有一个陈列专柜，展出的就是桃花岭唐墓的发掘成果。其中最独特的两枚是“巢父饮牛镜”（许由巢父镜）和“星宿八卦镜”。巢父饮牛铜镜并非常见的圆形，而是亚字型。
许由巢父是很有名的传统故事，讲的是许由拒绝尧禅让，避居深山，巢父则对这种事情更为厌恶，连牛喝的水都要避开许由洗耳水。此类故事，反映的是一种拒绝世俗化的人生态度。这样的态度，在今天看来颇为离谱和怪异，但在地方军阀混战，少有宁日的晚唐，它却十分符合当时知识分子避世独处的内心情绪。宋代诗僧释子益在《偈颂七十六首》里，曾这样赞美这个故事：世事悠悠，不如山丘。卧藤萝下，块石枕头。许由洗耳，巢父饮牛。
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激烈博弈的晚唐时期，连出仕为官都成了一件令人倦怠的事情。
另一面唐墓出土铜镜是星宿八卦纹，这是完全属于道教文化体系的铜镜，也是目前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具象的二十八星宿为主题的铜镜。八卦镜在唐代很常见，李唐王室尊老子李耳为先祖，道教在唐代成为了显赫宗教。这枚放于墓中的铜镜，很大的可能性是用于辟邪。
桃花岭唐墓还出土了一枚花卉纹铜镜，这种题材的铜镜是唐代铜镜的主流。虽然植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了铜镜的纹饰题材，但那时的植物多为草叶纹。唐代时，植物纹饰已经变成了雍容华贵的牡丹、桃花、蔷薇这些花卉纹饰。同时，带有强烈佛教色彩的宝相花纹和瑞兽葡萄纹也在唐代成为铜镜的主流之一。那个富丽堂皇的盛唐，依然令人们在心中怀想。
“应物无心”宋代铜镜里的禅宗极致简约风
宋代是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重大转折期。宋代之后，社会生活成为了美术的主流题材，更中国化的禅宗在此时也达到了鼎盛时期。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们的思想追求影响着朝野。禅宗故事题材和哲思的铭文因此出现在宋代的铜镜上。
达摩渡海是和禅宗有关的宋代著名故事铜镜。画面右侧有一身披袈裟、手持斗笠形法器的高僧乘风踏浪而行，高僧就是达摩。其取材于中国佛教禅宗始祖达摩于梁大通元年（527）泛海至广州，后至嵩山少林寺的故事。作为中国禅宗初祖的达摩，是禅宗中有着最多神奇传说的人物。
铜镜的禅宗语录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在长沙博物馆历史文化基本陈列展宋代区域里，有一枚方形的素面铜镜。上面只有两行字：应物无心如彼妍丑，久而愈明孰为尘垢。可以说简约到了极致。这是非常有禅意的两句话。应物无心，说的是不存一切固定的心，随感随应，才能还原事物本来的美丑。后面一句则是说，如此修行，心底就会日渐澄澈如明镜，所谓的善恶美丑的分别也不会再有，哪里还有什么“尘垢”呢？前面的“应物无心”，来自于禅宗典籍《六祖坛经》中“无念为宗”的说法。这本书是禅宗六祖的弟子法海集录师父惠能的思想著述。后者的“孰为尘垢”则直接来自于惠能那首著名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宋是哲思的时代，也是传统美学的巅峰时刻。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再单纯渴望荣华故贵、升仙逍遥，而是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上的追求。作为禅宗南宗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湖南，与南宗有关的寺庙在历史上比比皆是。禅风之盛，早已深入民间，自然也体现在具有文化特征的铜镜之中。可惜这枚铜镜是征集所得，已无从知晓它主人的真实身份，唯有这超越时间的禅宗意象，在今天依然令我们神往。
明代藩王大铜镜里王族们的信仰世界
随着中国文化和经济地理中心的逐步南移，湖南区域的地位在传统社会后期越发重要。
明代，湖南再度成为封藩之地。长沙、常德、邵阳、衡阳都有藩王分封。藩王们有着宏大的王城，享受着优渥的生活，使用的器具也极为讲究。虽然此时铜镜的发展在民间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没落的时期，然而藩王们却依然把它们当作一种特殊的礼物，用以馈赠。
藩王们的铜镜并非民间的小镜子。它是一类体积巨大的铜镜，显然，这样体量的铜镜并不适合摆在家中做日常照镜使用，它的真正用途是在宗教场所表达特殊含义。此次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藩王铜镜来自明代吉藩王对玉池寺的馈赠。玉池寺推测可能是今天位于湘阴与汨罗交界处的玉池山中的寺院。藩王们多与寺院或道观交好，求仙问道礼佛，是他们在富足却倍感压抑的生活中的精神寄托。长沙岳麓山上的云麓宫就是吉简王在位时倡建。这枚大铜镜为明代吉藩王在重建玉池寺时送给该寺的宝物之一，以求长生不老、国泰民安。
这面镜子的铭文清晰地表明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该镜背面铭文有“万历二十年十月日吉旦立”诸语，万历二十年（1592年），“吉旦”即每月初一。此时在位的吉国藩王为吉宣王朱翊銮。朱翊銮于隆庆六年（1572年）受封，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辞世。而仅仅只过了26年，这个王朝就土崩瓦解，吉王府也毁于战火。
除了分封于长沙的吉藩有馈赠寺院的大型铜镜，常德的荣藩也有一枚大型铜镜遗存至今。它出自常德荣庄王墓，背面镌刻龙凤纹，它与四川江口沉银遗址中的荣藩文物，一起见证了明代湖南藩王的荣华与没落。
